遥远的日子

一个人坐在这个地方。
战争在纽约远远地进行。是代理人终于从英国回信表明叛变立场的时候，顺便带来的消息。在她的信里只是短短一行:约我新书的出版社的总编缉，我的编辑和其他的编辑全体辞职了。
好像在看一张带到隐居林中小棚子的包食物的报纸，是广告版，小戏院演出的剧目,葬礼,周末后院拍卖.让你想到外面大千文明世界的种种生动细节。那场美国出版界的内战传到上个世纪内战保守派大本营的南方乡下的这里，已经是尾声。于是打电话到纽约，问可能知道内情的朋友。据说，起因是，属于兰灯书屋的三大出版社之一的这个Pantheon Books,(万神殿出版社),十年来一直在赔钱，最近，总经理叫他们逐步压缩40%的出版计划，而总编辑拒绝，并且辞职，跟着他的六个高级编辑也辞职；几百位与出版社有关系的作者为了自己的前途在报纸上呼吁，另外两个出版社的编辑联名写信致各界，表示在Pantheon十年赔钱方面一直保持了合作和理解的态度，但是对他们这一影响集体利益的辞职表示很不满；小助理编辑们在高级编辑撤走后乱糟糟的现场扒拉了一阵，拿出了令报界感兴趣的出版计划.“他们很争气.”那个朋友评价说.而我阴沉地想象，小家伙可遇到难逢的往上爬的好机会.那些文化争吵曾经使《纽约时报》的版面有几天热闹得很内部，像是在厨房里吵架,并且有一点家庭口角的婆婆妈妈.连这个据她自己说和在我看来，“什么都算不上的",也收到几方面散发的请愿和抗议信。放下电话没一会，我接到她打来的电话，她借住在三大出版社另一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家里，那个编辑听了我的事愤怒起来，说我的编辑也太不负责了，说明天一上班就去找新总编，叫我不要着急。
我并不着急。纽约54号街的兰灯书屋,那座神气的大楼曾经叫我仰慕和困惑.这时候，我觉得它像一个各种语言混杂，暗中自由变换的骡马集市。一个跟出版界毫不相干，会说话的北京小孩都能把你和这个大出版社的联络重新勾上？不是你实在闭塞，就是人家离中国的事情太远,多一个,少一个"中国"话题的书,不那么要紧.我对已经离开的同年龄高级编辑居然没有应该有的不满意。那时候她几乎懒得和我讨论：“你也许从来没有和真正的编辑工作过，现在你的全部事情就是回家去，坐下来，把它写出来，剩下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也许她甚至怀疑我会不会写作。我想好了一套话，想着，等写完了，交了稿子，对她说，“你的态度有点像警察，手指点着墙角里的一张光秃秃的小桌子:去,把你的全部罪行老老实实写下来，我们其实已经掌握了，只看你的态度。我根本不愿意为你写作。至于说到我们的编辑，你傲慢得有点没文化。”

想的时候,我站在出版帝国大厦的门厅前等人,一边看着纽约街头绿林景色.满眼黄色出租，停，开，开，停.不远处是十字路口，涌涌的行人,在交通灯下，停，走，走，停.看每一个行人匆忙走得似乎都很有目的.对比下来,我,仿佛是一幅孤零零的静物画，尤其正是外出吃午饭的时候，浓装艳抹的上班族一个个从身边经过着，自己越发像是一个迷失在大都市里的茫然乡下人。看着阳光照不到的幽暗街对面，很强烈地想念自己的编辑，也是朋友.清晰地记忆起来一个一个细小的画面，那些画面从来不曾被意识到我会记住它们？
你是那样滔滔不绝地说着,说到昏头胀脑，你是说都来不及地于是比手划脚着，说着或者沉默着，在说和不说中,有着共同的背景.遥远的背景在眼前叠落流动的街景上,沉淀着半生。使我更耐心地对待自我表达时的跳跃和混乱的我的编辑们--到这时候似乎才看见，实际上，真正掌握我所有生活的，不是我的父母，不是“哥儿们”，也不是那些自以为是的情人们，了解我的,是一直把握着从我的生活到写作脉络的我的编辑,和编辑一起分享着建筑在空气中的不真实的生活，努力想把它们建筑得更完整。我们梦想的，总是要比我们努力做成现实的多着很多很多。而我们努力奋斗的，做成的，和眼前这个自我中心的世界毫无关系。
眼睁睁看着工作了两年的新书正在被一场大火吞噬，在暗处默默凝神，仿佛在看一台遥远的戏剧。

也许没有谁把写作当做戏剧.当作表现.都说是只为自己的良心.然而我是的.在空荡着的内心深处，依然残余着兴奋,很象刚演过一场,脸上带着化装,和其他演员一起赶向另一处小舞台的路上,只惦记不要误了开场时间.下一个舞台,是杂志,是报纸,内心被"Deadline",被消费主义的英文世界到处用的这类词催促着.然而，第一次,没有台词了。连潜台词也找不到。
哪个中心也不在.现在远离一切。

住的这个小镇，名字也叫雅典.电视的线路时常出毛病,面对着一片雪花屏幕，便想，这里倒有古雅典的败落。几个乐队的名字, , ,把小镇的名字带向了整个国家。但是,没有改变小镇的基本景观.每天下班的时间，小镇唯一的大路上,满塞汽车，很容易想起海那边小县城的格局和都市中汹涌的自行车群。小镇中间有一个购物中心，那一段的地面有点微微隆起，于是,便大言不惭地叫自己"阿尔卑斯山".在购物中心有一家电影院，只要一块钱的门票,放些半新的流行片子。开演前的片头,伴随马戏团的背景和音乐，是电影院老板的欢迎致词，观众总是亲昵地叫着他的外号,跟银幕起哄，叫你想起一个村的人那种分享内部幽默的熟识。
常常一个人去，凑在黑暗中，为了那一块钱的便宜，更为了听听不相干的人的笑声。

和谁也没有共同的话题。和美国同事没有话题.这些比较文学的家伙,想在这种性质可疑伪学术中钻出说法,而更多的精神,是放在系权术,永久教职的勾心斗角上.和教的美国学生没有什么话题.和中国学生们也没有.有一次,我被请去讲文学,介绍<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和昆得拉.我开着车,在校区里转,找不到地方,据说,那时候,他们看我送去的录像带.男人们都瞪眼看性爱.家属都低着头骂,谁拿来这个东西!然后,全体陷入昏沉欲睡.组织讲座的学生领袖大呼说,"下面苏联坦克就要出现了!"我庆兴最后也没有找到讲演的地方.我在, , ,里,吃着方便面,人家吃着方便面,学位,减价,移民技巧.
不上课的时候,就呆在公寓里.我的邻居们，有一个中年男人,他的车大白天总是停在前面的停车场，很不难猜他正在失业.还有一对经常穿红穿绿,结伴出门的老太太，她们住在一层，是退休的人。小镇里的房租价格便宜.这就是俗话说的,什么人,什么景.除了我们这类在大学工作和学习的人，有生存本事的人会住到附近的大城市去.而要想隐居，这个地方还不够空旷，树也不够密。

于是，一个人,成天对着电视.从另一个方法,独自进入着可怕的,所谓的,"美国生活"。而看电视新闻和寻找录相带，成了生活中最真实、最兴奋的部分。并且帮你组织了每一天的秩序。CBS的新闻是傍晚六点半，Dan Ratheir像嚼嘣豆似的口气,仿佛今晚必有重大事件.你需要很久才能习惯这部分世界天天用全世界的新闻来包装，来加强自己生活的这样一件生活常识。人们如此习惯地看到每一个事件的直接图像和画面，危险和鲜血是司空见惯的，和电影、电视剧里的形象混在一起。而你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地习惯于每天期待大事件的画.你也开始不再惊叹获得那些鲜血和暴力场面的工作者辛苦,而对新闻的当事者有了越来越敏感的，甚至脆弱越加的同情心。有时候,一个人会在电视新闻前流眼泪。流着泪，自问，这个世界是否真的那么动人？不投入，不付出，坐在电视前面，太容易成为一个有正义感的世界主义者。看了CBS，再看七点钟的ABC，比较两个台编排世界的不同之处.在所有广告时刻，你还可以跳跃着比较CNNU和NBC的世界.假如有一天来不及看任何一个新闻，连夜间新闻也没有赶上，随时可以看Headline的24小时持续新闻。除了一般的新闻，它还有更为细致地划分：体育、经济、市场、艺术等等.急于看主要新闻的时候，会对它的细致很不知好歹，很不耐烦。对比各种新闻，什么时候,成了一件谁也没派给你的十分认真的功课。
再，就是逛录像带店.熟悉了这个小镇的内部结构，便看出录像带店满眼都是。在明亮宽敞的架子中间走动着，计较着价钱.各店自己也在计较，会计较出种种不同的便宜、方便和趣味，你就不得不成为那个店的会员，居然是六、七个店的会员了。要看欧洲的片子，或者是记录片，要去贵一些的店。但是不论是哪里，《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在这个小镇非周末的时间都借不到.找的时候，微微诧异过，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么大的空间里低吟这个句子？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可以借此感叹的？
渐渐地发现自己连话也不大说了。
看见那对老太太.尽管是在远远那头，那红红绿绿的颜色，穿越幽暗漫长的公寓走廊，直逼过来。

在高速公路上开着车.看着反光镜里的车们,自己也在加入另一种生活。喝着可乐，像旁人一样,在黑暗中大声地嚼着爆米花，把脚翘在前排椅子背上，看最近获奥斯卡奖的《享利五世》.电影院里不过十个人，没有几个美国人能耐心啃莎士比亚的大段古英文台词，尽管听不懂，你和坐在观众席上的这几个同属有教养的阶层,同时,还有他.

我们坐下来，开始试着聊天。
曾经恐惧的黄昏,曾经渴望的餐桌上的烛光，一起在眼前。
他问我喜欢那些作家。
一个古老而遥远的问题。我开始后悔着自己选择的新游戏，我仍然在回答："不同的时候喜好不同的。"然后，分了心，试图记忆自己写过的一篇小说，在并没有亲身经历的细节和感觉中，疲惫地找寻和眼前真实对位的东西。我甚至想逃回自己的公寓去了，去看一看自己那时候究竟一句一句是怎么写得那么痛切和不错来着！生活被笔预先规定了一次,我自己掉在自己织的纲里。曾经体会到没有任何的感觉是新鲜的，这时更体会到小细节也没有新鲜之处。
墙壁上有两张画。用不动脑子的别人的英文问了,听回答是他自己画的，一张是8岁时候画的，一张是11岁的作品。于是小留了一下心，两张画只对他自己有意义。一个人，抱着自己小时候的作品，离开在北方波士顿的家，在南方一个小公寓里自己过下去，父母，兄妹，小时候的欢乐和哭泣都只在回忆中微笑。
而你一个人，你和能自我证明你现在存在的一切都在一起，别的,什么也没有了。是这部分世界远远比那个曾经呆过的世界寂寞？还是曾经活得内容太匆忙？而我们的记忆不断地被太重大的新的经验压灭？当我们小小年纪离开家的时候，为什么连一幅画也不曾记得带上？我们也早已没有什么小时候的东西可以带着出走的了.一次，一次，你也参加着自己扫荡自己的行列。
眼前的墙壁,所有的陈设,以及零碎,都显示出一种寂寞的味道。这种寂寞是那么熟悉，好像在什么地方我也已经细细地描写并且体会过了。对了,那是一个独身的外科大夫，那个故事不是关于寂寞，但是那短短的独身生活细节写得真好。那个由电视屏幕的微光映照出的陈设反映着的寂寞，至少在我自己心中激起了如此清晰的响应。
我发现我离以前的日子如此近，而离眼前的生活依旧遥远。
他又在问我喜好什么样的小说家。不等我作出反应，他很懊丧地对自己说，"我忘记我问过了！"对我来说，都一样，反正都是练习另一种语言，于是,便沿着少年时代的回忆，慢慢地重新“走”向现在。我们在英国作家里有一致的爱好，关于美国作家很难对话。他好像是个聪明的、因此显得不大耐烦的人，他甚至在我张嘴之前便带着不动声色的可疑微笑替我说出“契可夫”.我不由不在心里犹豫地将整个契可夫全集飞快地翻过一遍，才可以肯定地说，契可夫，至今。
有一种东西在心不在焉的对话中渐渐升起.好像到这个时候才认真地意识到，你也曾经并且至今还被叫做“作家”。在所有自嘲着自己这个头衔的人中间，我想,我算是真诚的一个。因为人们从各个角度都可以说,我们是离真实太远地坐在家里，因为我们也的确在20世纪仍做着小家子气的，缓慢的，自以为的创造.也许不过是重复着前人的手工活，因为我们被打翻和被捧上去常常不由我们的技艺决定，我们被环境塑造，被环境撕碎，而那些特殊的读者，不论是真假批评家,还是“汉学家”，其实都叫我挺讨厌我的这个称呼。我似乎太早获得了一种平衡，它通常被认为是少年人的毛病，既,对一切认同都不认同,不屑一切,是只看中自己的代名词.我对自己被人戴上的、太容易被蹂躏的花冠不屑，对自己也时刻准备着不屑。
坐在那个半明不暗的地方，我忽然感觉到，这种所谓的清醒，也许是看得还太近了。
命运现在规定了一个如此的距离。
当“作家”沦落到已经不是个什么东西，什么也不是的时候，没有形状，更没有芳香的时候，我格外地意识到，也许应该对这把烂草尊重起来。
我还在和这个不相干的人说着不相干的语言。
他也许真有一种陌生人的敏锐，也许这是常识，他在说，你是一个不自信的人。也许，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会感激这个观察？因为几乎我认识的的人都被我自信的外表激怒过，或者仅仅因为这个外表怀了过大的希望便更大地失望过.我曾经跟那些情绪纠葛在一起，然而现在，只有一种逻辑性的反驳从心里平淡地划过。
和这部分哭、笑都与你不相干的世界有什么值得认真表达的呢？
如果我曾经还是一个所谓的作家，构成我写作的全部，是敏感和犹豫。这种气质使我在进入任何一个小小短文之前都犹豫，我在结构、句子和字之间，彷徨，更不要说在人们认定的“常识”、“真理”、“道德”和“错误”以及“罪行”之间的困扰。然而，我表现得太坚定了，太媚了，太知道观众将在什么地方笑，到什么地方便也许不肯再前进。于是，我也不肯向没有人，也许只是没有把握得到回应的地方创造自己。如果我在过去的作品里竟然表达了一种自信，那实在是我跟随既定意志的自觉的结果。我本来还可以走得更远，写得更好！ 我有过这样的经验。每一个演员都有的。一次，一次，在后台没有人的角落里，在每一个环节，每一句台词都背熟了的老地方，你一句，一句地拉开，放慢，不是每一次都会有全新的再认识，有的时候一点新东西也找不到，但有的时候，灿烂的新境界在已经砌好的字句中呈现出来。

这一次，当我刚要抓住什么的时候，整个舞台却正在下沉。
也许,只有当你丧失对空间和时间的掌握，才能报应地反省并意识到全部正在消沉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