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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精神家园

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国产小片?


2006年,中国平均1.1天就生产一部故事影片。而实际上,能上院线的,仅仅是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国产电影在院线外艰难徘徊,它们只能通过音像出版及电视播映“象征性生存”。

2006年的贺岁档,原本被预言为三雄争锋——张艺谋的超豪华大制作《满城尽带黄金甲》(以下简称《黄金甲》)、刘伟强的明星阵容悬疑片《伤城》和贾樟柯的威尼斯金狮奖影片《三峡好人》,令电影迷们欢欣鼓舞。三种不同风格的影片同时上映,意味着电影市场细分正在变为可能。尤其是艺术片《三峡好人》能在贺岁档上映,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产优秀电影的市场希望。然而,不幸的是,观众还没等到去影院观看,一瓢凉水就已泼了下来——在北京,《三峡好人》上映仅一天就被《黄金甲》挤下了院线,以票房惨败收场。
2006年,中国的国产电影故事片数量达到了330部,生产动画影片13部,纪录影片13部,科教影片36部,特种影片7部,中央电视台的电影频道还组织拍摄了供电视播放的数字电影112部。这个数字意味着,中国平均1.1天就生产一部故事影片。而实际上,能上院线的,仅仅是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而大多数观众能看到并能留下印象的国产电影,每年只有不到20部。三分之二的国产电影在院线外艰难徘徊,它们只能通过音像出版及电视播映“象征性生存”。
即使勉强进入院线,这些国产小片的票房也极为惨淡。据在百花电影节的中国电影论坛上曝出的消息:国产片《零公里》票房只有280元,口碑颇好的《我们俩》也不幸在“十大最差票房电影”之列。
去年,国内票房总收入为26.2亿元人民币,票房排行榜前5位的分别是《满城尽带黄金甲》2.5亿元,《夜宴》1.3亿元,《霍元甲》1.01亿元,《宝贝计划》9700万元,《墨攻》6700万元。5部影片的票房加起来达到5.65亿元,占到全年国内票房的五分之一。
分析一下这些票房飘红的影片,我们不难看出,大制作、大明星等商业元素充分的电影是票房的主力。那么,人们不仅产生一系列的疑惑,除了这些大片,其他的数量众多的国产片都跑到哪里去了?它们的资本回收如何进行?它们的生存空间在哪里?如果拍了进不了院线还拍它们做什么?商业片固然是市场的主力,但是具有艺术性的贴近生活的影片也自有它们的市场,可是到哪里去看这些艺术片?难道只能等盗版出现吗?
国产电影难以进入院线跟它们自己的先天不足有极大关系。一年生产出300多部电影,数量不少,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的繁荣。这些影片的质量参差不齐,粗制滥造的很多。大多数质量低劣的影片倒了观众的胃口,使得观众对国产影片的信任度普遍降低。这也是造成国产影片整体生存环境进入恶性循环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中国院线体制的现状也是造成观众看不到国产小片的重要原因。

宣传不足,即使获了奖也无人知晓

不管你喜不喜欢《黄金甲》,你都不得不承认它的宣传炒作是成功的。有目共睹的是,在2006年11—12月份,几乎所有媒体都在或报道或谈论《黄金甲》,种种宣传造势手段交相呼应,吊足了人们的胃口,从这一点上说,《黄金甲》的票房成功是水到渠成的事。
但是,绝大多数影片都没有这个宣传实力,以至于在国内外获了奖才被观众知晓,而此时可能已错过了上映档期。更有甚者,即便获了奖也无缘国内观众。
以杨亚洲导演的《雪花那个飘》为例。这部影片在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拿下最佳女主角和评委会特别奖,不过拍完后就跟绝大多数国产影片一样被封冻在仓库里。原因是,如果影片要上院线需再投入一二百万印拷贝,并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去宣传。但即便宣传了也有血本无归的风险,所以只好这样尴尬地将之封冻起来。
不少影片为避免比零票房更惨,干脆不做后期投资。这也不是导演本身的问题,很多时候是制片方的问题。制片方在投入资金的时候,对市场的预期不足,往往会造成这种情况。另据业内人士透露,某些制片商在为电影投入资金的时候根本就没打算让电影面市更没打算让电影赚钱,因为他们只是在通过投资电影洗钱。
另外,大制作影片高额预算下的恶性宣传,长期占据优势档期,形成了对小制作影片院线空间的挤压。由于宣传资金不足,许多优秀影片便无声无息地自生自灭了。即便在有限的能力内尽最大努力宣传了,其规模也无法与资金背景雄厚的“大片”相提并论。在同一时段内,观众们精力有限的眼球都被宣传攻势强悍的“大片”吸引,从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另外一些影片的存在。去年小成本制作的《疯狂的石头》成为票房奇迹,但如果它和《黄金甲》一起上映,不要说2300万票房,可能连保住成本都成问题。

院线单一、放映银幕不足

除去受限于宣传资金,导致国产小片远离影院的另一个客观原因是:电影院线的单一和放映银幕的不足。
前一段,法国的MK2院线的老板马林卡米兹来中国考察。MK2院线主要侧重发行艺术影片,李杨的《盲井》等中国知名的艺术小片就是在那里发行放映的。马林卡米兹来中国是想考察国内艺术院线的运行情况,试图寻求交流合作。但是,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因为中国没有专门的艺术院线。国内的院线是单一制,即在某一个地区或者城市,同一档次同一级别的院线,片商只能找到一个。而在欧洲,各种类型的影片都有不同的发行渠道,观众可以自行选择到不同类型的电影院观看不同类型的影片。所以,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在北京上映一天就被挤下院线也就不足为怪了。没有分类的专业院线,当充满人文关怀的艺术电影遭遇所谓“大片”时,就只能饱尝弱肉强食的恶果。此外,据报道,中影靠着手上掌握的进口影片,帮助政府部门牢牢地掌控着全国的发行渠道。发行市场的垄断化使国产电影更难与观众见面。不同的电影消费群只能在同一院线观看电影,而不能按照自己的口味进行选择。
此外,中国13亿人口,总共才有3000多块银幕,其中366块是2006年新增加的,而美国3亿人却有36000块银幕。现在进口影片的片源非常丰富,对国产影片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尤其是一些影院在国产影片档期安排上显得捉襟见肘。由于各影院考虑的是自己的商业利益,肯定会优先安排上座率高的影片,留给一般国产影片的空间必然很小。再加上中国自己的大片也会占据很长的档期,因此国产影片最多能消化100部,而其中一部分还是电影管理部门的推荐影片。
而在我们毗邻的韩国,政府通过以大幅减税为主的种种政策鼓励三星、LG和现代等大企业参与到影院建设、录像带发行等环节中来。有了这些大财团作为后盾,电影迅速成为韩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
事实上,中国电影业主管部门——国家广电总局从2002年起已经开始实施院线制改革,为许多拍摄完毕就被锁进片库的国产影片寻找出路。但是目前“中国特色”的电影院线制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并未触动电影发行体制的核心。

对国产电影的保护不足

韩国电影产业的迅速发展让世界都为之瞩目,他们的一个成功经验是实行了义务上映制度,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电影配额制度”,其具体内容是韩国政府强制规定韩国电影院每年每个厅必须上满146天的本土电影。这样的政策保证韩国本土电影有着一定的放映空间,而不至于被好莱坞的全球攻势全部挤垮。这种对民族电影产业的保护策略为韩国电影争取来了全面崛起的机会,使韩国的电影进入了良性发展的境地。
我国也有类似的电影保护政策,比如,对中影和华夏两家有进口分账片发行权的公司,电影局规定其每年发行的国产新片不得低于30部,否则将限制其次年发行进口片的权利。对于院线公司,放映的国产新片不得低于60部,票房率不得低于50%。对发行放映国产片做得好的,电影局予以奖励。奖励资金一部分来自每年初向院线收取的5%专项资金,做得好的,这笔钱如数返还。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此举似乎仅流于形式。大片一来,国产小片仍要给大片让路。
去年11月20日,拥有进口影片发行权的华夏电影发行公司和拥有上百家影院的北京新影联院线携手推出“国产电影大超市”活动:11月20日至《黄金甲》上映期间,观众可以10元的低票价在京城新影联麾下的25家影院观看“货架”上26部国产影片中的任一部——大多是首次在院线上映的。这是一个努力保护本土电影的一个积极举动,但是经调查,放映日程安排得混乱、走马观花似的象征性放映,使得观众无从事先安排好看片的日程。
国产优秀小片在好莱坞和国产大片的双重挤压下,几乎没有喘息的余地。保护政策的调整亟待解决。

票价高居不下

电影票价高居不下也是限制观众进入影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自己的经济能力决定你只能选择有限的几个片子观看的时候,大多数消费者会选择宣传攻势强的国内外大片,而省略掉到影院观看国产小片的机会。而观众不愿在国产小片上付出更多,使得国产小片难有机会进入院线,形成恶性循环。
有人说无人进影院是盗版的缘故,这的确是个问题,但不能忽视一个现实——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电影票价都远远低于音像产品的价格,而我们的票价动辄几十甚至上百元,一张电影票的钱可以买10张盗版DVD,观众选择在家看影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对此,电影局局长童刚解释说:“由于中国电影已经按照产业化的思路发展,电影票何时下调,政府不能简单地用行政命令达到目的。”
为了把更多的观众从盗版市场拉回电影院,近几年来,国家出台了不少优惠政策,鼓励社会资金、民营资本,境外资金参与电影院的改造。希望通过大银幕、逼真的音响和舒适的观影环境,来体现现代电影的魅力。同时,需要国家制定更科学的产业政策,允许更多的国有、民营企业和境外资金进入电影放映业,修建更多的电影院,从而构筑电影产业的基础。电影院的数量多了,通过市场竞争、调节,票价就会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
来源:《凤凰周刊》2007年第5期总第246期
文 □ 特约撰稿员 金燕

价格是主要原因

价格,任何商品价格的划分了对应相应的客户群,好比酒,几万块的名酒和几块钱的老白干,都有市场,乡间小酒厂一样也活得好好的,尽管从不做广告。所以,广告宣传不是决定一切的力量,何况还有很多人并不相信广告。

客户,农村有很多人有大把的时间不知道干什么,在校的大学生更不在乎浪费时间去看电影,再加上还有不少像我们xinxin同志那样坚定的电影战士,所以,不管怎么说,市场人群是有的,而且还相当大且稳定,只要价格足够低,他们还是可以掏钱去看电影的。

大制作大手笔宣传,并不一定会成功,国外的例子比较多,现在国产的几个大片属于开拓了国内大制作电影市场的处女地,托这方面的福,新鲜的地,种下庄稼容易有好收成,从长久看,未必都是如此,小制作的电影跌倒了,大不了从头再来,张伟平们跌倒了,怕是要跳楼的,高投入高风险高利润,没啥好说的。

单纯从商业角度看,像贾樟柯,属创业阶段,如果做得好,可以慢慢积累实力,寻找机会还可以超越对手,如果一味的把自己失利归结为对手太强大,那还是不要走商业路线了,换句话说,不具备商业上的抗打击能力。

对于文艺片,优秀的导演应该不少,要走商业路线,在国内,最好找个能炒作且有钱的流氓作制片和宣传,到时候文艺片也一样能赚钱。

“坚定的电影战士”

avalon,还你给我的绰号,贴我的书《我的好莱坞大学》一节:  

逃避之乡

  “你追我干吗?”这家伙摇下车窗喊着超过去时,夕阳晃过他早谢的秃顶。见鬼,拐弯时我没看到这辆车,并线时又没看到这辆车。眼看要上高速了,这人索性压在前面不让我超,嘿,对不起,一抹方向盘,拐下便道。敲键盘的耗子,以为我看上你了?!我滑入停车场,跳出车,搭着拖鞋小跑着,排在一群紧身背心露肚脐眼的小女生后面。
  还是晚了!6点以前的票卖光了。旁边窗口是个带儿子的乡下爷们儿,爹的脖子晒得紫红,儿子的裤子肥得能装下爹了。他们在买下一场的《妖怪》(Shrek)。我只好认了。攥着票坐下来时还在跟自己过不去,这电影值得我多花1块5吗?我从来是能看下午场绝对不看晚场,因为下午场省块把钱。也就有刁钻到我这份上的,多花一分看了不值票价的内容自己会为傻浪费深感羞耻。在渐渐黑下来的影院里,我似乎看见秃顶一闪,难道那家伙跟在后面也来此?银幕动静了,时刻到了,一到这时刻,任何计较,任何心思,任何的任何,又一次地,全部地,丢到黑暗外面去了。
  
我是一个“看电影的人”。混在中学生,办公室耗子,红脖子乡下人中间,加入到美国市场统计学命名的这个词里。看电影,我们自己认为是普通人的奢侈娱乐,而电影学家们说,看电影是一种逃避主义行为。说我们从乏味,沮丧,过于沉重的现实暂时地逃遁到另一个空间里。对此,我一直颇有疑问。我曾写小说,现在也常用虚构目光看待真实材料,比如,把那个敲键盘的秃顶放在金鱼缸里什么的。为什么逃避到虚幻的文字里还不够,我还要,一定要,逃进电影院里才算完?
 我也是个作电影和电视的人,以为看穿魔术毯子底下的把戏。就像看把活人大卸八块时候我们都试图分解戏法一样,我看着电影,哭着,笑着,全然安静着地同时,我把合成术还原着。腾空翻车——特技棚小模型,加金属撞击和粉碎的音响,作音响时要加拉得很长的尖锐摩擦声。跟主人公一起屏住呼吸探索诡秘的地方,同时想到,拍摄现场是叫助理摄影搂一个空镜头。我还能从眼前的画面看回到剧本的状态,看一行一行文字是怎么被导演变成画面的……于是,我自己越发不懂,为什么看电影永远能让我入迷,让我看得好傻?
  
有些奇异的朋友,从没见过面,多半是男性,多半是淘碟的,爱跟我茬碟。招架着,很难对茬。人家看的欧洲、港台多过我,我看太多美国垃圾片和独立制片,虽然我看大众影院头场公演,人家看的盗版碟可能比我更快。但这些都不是无与对茬的原因,真正的问题是,您看的是碟,我看的是电影。这是两码事。看碟是一种孤独的小屏幕行为,看电影的时候置身黑暗,身边有人在呼吸。
  
不进电影院看电影,在我看来不能算是看电影。有一次乘飞机,我的临座是一位美军外科医生,在日本军事基地工作,我们聊收藏品价格,各地方秘密小货摊,我们聊登山的新用具,总之挺聊得来。他太太日本人,三个东西方混血孩子,他可能有点人到中年七年之痒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他也跟我,跟一个和他太太同样是东方的女人说着。他似乎在距离审美的东方找到了知己,虽然各自带着结婚戒指,我们还是交换了私人通信地址,直到看电影的时刻来了。聊天时他让我感动的是,他怀念老家美国,最怀念的是周末时去看电影。我发现,日本航线上放的电影要比飞中国大陆的电影快和新,当他专心看飞机上每一部新电影的时候,我都在看书。他终于忍不住转过头审问:你为什么不看呢?我回答说,我都看过了。我本来想说,大卫,你知道,你面前的投影屏幕使“电影”被摧毁了。我甚至想引用电影里一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台词:“您演的那也叫电影?也就配在飞机上放放吧!”我猜想这样说太专业了,像他在外科手术上说拉勾、止血钳了。于是对他微微一笑,旅途上我们再无话了。
  
我不是说我有多深刻。相反地,每当我诚实回答我的爱好是爱看电影,主要看的是美国电影,在好多儒生那里得到的反应是:“你这么浅薄啊!”
  没有办法。爱进电影院,对于我,类似吸毒,成瘾了。和想吸毒一样的,要进电影院的那种感觉,无以挽救。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时候,是怎么开始成瘾的。我只知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这种享受,这种躲避,这种安全感。最好的性爱也无法代替。是的。就像记忆里秘密的性爱体验一样,甚至,连性爱的体验因为对那个人的淡薄而隐去,我却生动记得在电影院里每一次体验到的感觉,以及那一部电影的那一个画面。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住在法国,做法国文化部访问学者,口袋里装着免费进卢浮宫的证件,但是,每天下午,沿着巴黎小街上石子小路,我进老电影院,看黑白老片子。听着全然不懂的法文台词,看着对于我毫无记忆的老巴黎,河道、闸门、船只。听身边观众的微妙叹息。然后,在影院门厅窄小过道里走在上年纪人中间,脚步于是很慢。慢慢地,夹携在怀旧的表情里,出门时老人们投过惊奇。挤在身边的这个东方女人,在黑暗与阳光一晃之间,仿佛一个电影人物?然后,独自沿着小街,走过露天咖啡店,流浪卖艺手风琴声伴奏着,我在夕阳下碎石子路面上推动一副黑色的影子。影子描述看不出国籍,看不出年龄,看不出的茫然与怀旧,虽然不知道下一步怎么活法,却陶醉在自己的制作中。
  
如此滑行在生存边缘,躲避在悠闲的影子里,仍然不足以表达,无以自我解释,怎样就会对进电影院这么上瘾?
在欧洲旅行时,从伯林去维也纳,坐夜间火车,时间还早,要等两个小时,寄存了行李,要辆出租,跟司机说,“上电影院”。卖票女人试图跟我解释,英语有点凶狠:“电影是德语的啊。”我跟她说:“没关系的。”德国电影院和美国不同,开演之前放很多商业广告片,看了半小时广告,正片刚开头,我得回去赶火车了。又走过卖票大妈的时候,她洋洋得意盯着我,目光硬得活象把我扫出门的扫巴:“早跟你说什么来着!”而我,上了均匀摇晃的火车还在继续猜,这个德语侦探片究竟谁是元凶?
  我在火车之间抓电影看,但不在飞机上看电影,还有,不在国际电影节上看电影。有年5月我在威尼斯,电影节开始时我离开了。我觉得在电影节上看电影也是糟蹋电影的一种方式。对一个标准的“看电影的人”来说,尽管电影本身是“不真实”的同意词,但是,电影节才叫真正的假,更准确地说:那种地方是钻营者聚会的伪天堂。
  
90年代到美国,一个人开车南下,到乔治亚大学比较文学系做访问学者。这个大学小镇,只有一条主街,街上呼呼跑着汽车,没有走路的人。街中段,地面垄起一点,名叫“阿尔卑斯山”,小镇上惟一的电影院就座落在这里,票价一块钱,放的是二轮片子。开演前的片头,伴随着马戏团的背景和音乐,是电影院老板自己录的欢迎至词,观众总是亲昵地叫着他的外号,跟银幕起哄,让你想起一个村的人那种分享内部幽默的熟识,好生羡慕。
小镇离乔治亚首府亚特兰大一个小时车路,当学生们上课,教授们琢磨争夺教席,盘算系主任职位的时候,我独自开车上亚特兰大。公路很长一段是寂寞的,一辆车久久地跟在后面,一个人在异乡,所有的心理旧伤都会清晰起来,人会无端地多疑,看着后视镜,不断地猜想,什么人在跟踪吗?然后便想,还有人跟踪你,关心你,你也真太饱满了!进城之前,把报纸铺在方向盘上,找放映《生于七月四日>(Born on the Fourth of July)的电影院。奇怪的是,一坐入黑暗,无名恐慌,忧虑,便融化四散了。这部片子是战争片,导演奥利佛.斯通,同代人,作为电影导演,我不崇拜他,一切都和我有着距离。特别是枪炮和血腥,我发现,居然让我这个可说在电影行当里的人极度敏感。也许,幽闭独居的环境,反而使我离80年代末我的有关记忆格外逼近?然而,当电影里一个老大兵问傻呼呼的乡下新兵:“你打哪儿来的?”傻新兵回答:“打乔治亚来的.”老兵便理解地一笑。电影观众报以大笑。我也笑了--南方乔治亚人自己知道,在美国人眼里,我们这里就是傻呼呼乡下人形象代表!
  跟着人哈哈大笑着,眼泪,突然地,悄悄流出来。我觉得我回家了,又回到我的剧场世界了。我从来以为剧院和电影院是不同的集体观赏场所,我一直认为,只有剧场才更汹涌着人的激情,人的呼吸。电影院里的观众反映只有出身剧场的人在对比中能体会,总是太低调了。然而,身边爆起的一阵笑声,然后,呼吸的气息,让我扑捉到活人的紧密共存。从那个傻呼呼的台词反应时刻,我爱上了电影院。我甚至心生感恩,感谢放逐到美国,于是,放逐到世界上电影院最流行的地方来。既然失去了剧场,那么,我的生性,可能合适美国电影院,因为美国电影的兰领传统。因为我的观赏态度,我的创作态度,我的幻想和明亮,我发现,其实有着相当的兰领成分?而我一点不以为这有什么下贱。
  
看电影的人,Moviegoer,我以为是一个地方志字眼,是美式英文。是商业美国的市场统计学之外的,是人种学和阶级分析之外的一种人。是的,它定义出一类人种。符合“看电影的人”标准的,跟“淘碟的人”,跟“看戏的人”,都是混不到一起的。看戏的人衣着讲究,淘碟的人年龄偏轻,打扮西化,生长在版权管理极不严密的地带。“看电影的人”里,上年纪的黑人会盛装仿佛参加晚宴,绝大多数不同年龄的人,好象都以穿得拉塌当进影院的特别礼服。在我看来,这种生物大多长在美国,只能在美国这个地方。经历80年代的影院萧条之后,美国影院数目上升了,现在有8万多家电影院,在人烟周密的好莱坞附近,一个电影院里会有50多个放映厅,同时放20部以上的片子。每个星期,连我住的二流城市也可以期待至少三部新片。大屏幕,环行立体音响,跟体育馆一样的一排一排升高着舒适座位的流行影院。美国是“看电影的人”的天堂中的天堂。
  
“看电影的人”这个族群有自己的特殊家谱,我们暗熟历史上一部老电影和一部新电影的DNA链接,在每一个走动的画面里能看出这个画面是从哪儿变形出来的。我们因此挺得意的,但是我们不玄耀自己的搏学,相对于戏剧剧场,我们的反应要低调的多,我们基本不鼓掌谢幕,我们会在黑暗中笑起来,但是笑的不太放肆,我们在黑暗中哭泣,带着红肿的眼睛走出来时,跟那些不会傻兮兮被感动的人一起走在光天化日下,低头只想把自己藏起来。没有办法,我们是那么地容易相信,那么容易地在黑暗中投入自己,我们不偏执,不追求形而上的意义,我们赞叹眼前的画面之美,我们是视觉主义信徒。当混在任何街头的时候,我们浮现出与周围不相干的微妙笑容。我们是漂浮在内心另一个幻觉世界的人种。
  
我一个礼拜至少看三场新电影,我住号称南方文化中心亚特兰大,在放电影方面不怎么时尚。经常是,周末到了,要进电影院,但是值得看看的电影全看尽了。透支的时候,只好靠着读大地方的,比如纽约和洛杉矶的影评解渴,有点儿像求雨的人观天。任何雨点落到这里都需要时间,然而,雨——好电影,究竟能不能落到这个贫瘠的地方呢?二等城市,二等居民,不是什么艺术电影都能看到的,于是我会提前恐慌,跟吸毒的人挺像的,毒品还没用尽,就想到断了顿往下怎么活?
  
突然就到走投无路时刻。
  
2001年,911。美国电视台都在重复着飞机撞双厦的画面。我看着电视,同时开着收音机,开车时听车里的收音机,等红灯变绿时在方向盘上看报,下了车,进了房间,接着听房间里一直开着的收音机,同时看一直开着的电视。像所有处在无名恐惧之中的人一样,在无助的咨询幻象里反复打捞着下面的——下面的什么呢?电视控制器的旁边放着好多盘录像带,我早先感觉到没有新电影可看的危机,借了录像带来,但是这时候我不想碰了。不想看任何画面。当超出刺激层面的画面看得过密,灾难逼得太近太深的时候,难道心理上也会拒绝逃避了?我把没打开的录像带还回了租借店,在电视前面坐下来,继续听收音机,但是,我打开了地方报纸娱乐版。
  911事件后第一个周末,好莱坞撤掉两个太刺激的新片,剩下两个凑糊能看的,其中一个是喜剧片。这时候连喜剧演员都想哭,任何的喜剧心情都很有点恶心?这样,只剩一个恐怖片的选择了,评论说过,是一个恐怖不够的恐怖片。
  我拿起钥匙,开车上路,依然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人”是不可救药的。
  
甚至死到临头的时候。
  2002夏日一天,我在路上飞快开车,绿灯,我穿过路,对面飞来一辆车突然急转,从眼前横着冲过。碰撞。钢铁挤压。冒烟。我当场被送进急救室。
  担架竖起来,被带子绑牢,觉得自己摸样像是《沉默的羔羊》里精神变态的智者,我被放平着推入救护车的时候,旋转着,看到刚拿驾照,糊里涂糊一头撞过来的毛头小子。他用乘客座撞我的驾驶座,他没有受伤。很清晰地,我想起朱迪•福斯特在得奥斯卡的《被告》(The Acised)里的一场戏来,法理不公,不向着她,于是,她踩足油门,朝参加害她的家伙的卡车笔直猛撞过去。啊,那个撞击声响做的对吗?发动机正面撞击的时候,声音原来是很闷,很哑的嘛。而且那场戏也做得太轻松了,那么惨撞下来,朱迪•福斯特只在脑门上贴了块胶布!
  我吃着镇痛药,肌肉放松药,胸颈固定着,人挺直了,赶写剧本,还吞着抗过敏药片,因为镇痛药起的效果包括严重皮疹。浑身疼同时浑身痒,仰不住,趴不得,当写不动的时候,我抓起车钥匙,慢慢地爬进临时租来的车,去找对我最管用的药——进我的电影院,服用<我的肥大的希腊婚礼>(My Fat Greek Wedding),女主演可能是好莱坞史上最难看的,并且是平庸的难看的,大胖脸,大圆眼,大胖身子,绝对丑老鸭。这位女主演在夜间喜剧俱乐部用单口相声的方式拿自己开心,讲一个希腊族裔老姑娘结婚喜剧,变成这部低成本电影,以口相传,转瞬之间,席卷全美影院。这个中年女人,是第一次--以我的看法--也是最后一次,以特型演员来演“自己的故事”。奇怪,非常奇怪,当她拿自己开心的时候,当她不好意思面对她傻呼呼爱上的人,蹲下来躲在柜台后面的时候,我哈哈大笑,同时,会流下泪来,怎么了?我不知道,我身边的一个老头,哈哈笑着,我发现,他抬手悄悄擦眼睛。怎么了?这么单纯的故事,这么一个室内剧小人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和撞车时刻一样,浸泡在黑暗中我分离地冷静自问。猜不尽看似不复杂的神秘莫测的递进循环。

Happy are the meek

想起圣经中说的,Happy are the meek, 想必你看电影的时候,应该是身心充满愉悦吧。